出生于1949年的米歇尔·诺尔(Michel Noll)现居住在法国，他曾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者，也为公司提供销售咨询。多年前，米歇尔·诺尔开始在世界各地旅行和制作电影，寻找没有西方影子下的“the other (他者)”。他认为，只有真正看到和认识他者，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

     30多年前，诺尔独自一人来到北京，不会说中文，也并不认识任何朋友，却顺利地生活了下来。在他看来，语言并不是交流的关键，“态度”和“行动”才是。这之后，他每年会回到中国两三次，制作纪录片，持续关注和帮助中国纪录片制作者们，协助创办广州国际纪录片节（GZDOC）并担任了多年的工作。

     在欧洲，诺尔创立了Ecrans des Mondes（世界银幕）协会，致力于向欧洲观众呈现中国、韩国、非洲、伊朗等国家的纪录片作品。其中“Ecran de Chine（中国银幕）”纪录片展至今已经举办到第22届，扩展到巴黎、慕尼黑、罗马、米兰等5个城市进行放映。每年夏天，Ecran de Chine团队在巴黎郊区相聚，选片、翻译、联络，把中国纪录片创作者的影像和声音带给欧洲观众。

     ACCE和米歇尔·诺尔的这次对谈里，他向我们讲述了更多关于他的初衷和方向，关于纪录片和策展的故事。

  

ACCE：除了作为Ecrans des Mondes的创始人和策展人之外，您已经在纪录片领域工作了30多年。为什么选择了纪录片和相关工作作为从业道路呢？

诺尔：对我来说，纪录片是电影的一个艺术形式。它与生活的现实相关，可以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影响比剧情片或者动画更大。

此外，纪录片也是一种用以观察日益复杂的社会的，重要的艺术形式。如今，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星球上。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共同生活”的机会，现在是第一次。我们知道明天早上在北京会发生什么，在莫斯科、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非会发生什么，我们不断地面对新的消息，了解全球发生的现实情况，这样的体验我们来说是全新的。

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也没有学会如何生活或利用这些大量的信息。我们面临着许多可怕的事情，比如战争和其他灾难。因此，对我来说，纪录片是一种帮助我们有机会重新成为我们事件的主人，而不是受害者的工具。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以及为什么不会发生其他事情，从而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更积极主动的工具。对我来说，纪录片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奇妙工具。

此外，每个纪录片都受到它导演的影响，如果让100个人去拍摄某个相同的主题，我们可以得到100个不同的电影。这是一种美妙的力量，意味着创造力和个体经验。纪录片总是具有个人的触感和内在特性。

尽管纪录片的概念告诉我们它是现实，但是并不只有一个现实，也不只有一个真相，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它们。这也就是为什么纪录片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仅仅是复制现实某一方面的方式。所以，向公众明确“创造力是纪录片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点非常重要。

ACCE：Ecran de Chine已迈入第22个年头，您对中国纪录片的关注也有30多年了。为什么对中国纪录片感兴趣呢？

诺尔：我曾经在世界很多地方旅行，也在许多地方拍过电影。我总是在寻找“the other”，寻找别人在做的什么。这种渴望学习和探索的欲望，是因为，看向他者的时候，我们可以更了解自己。

因此，我想，我需要去世界的尽头。我去了澳大利亚，在那里拍摄电影，直到我发现澳大利亚并没有那么不同。因为殖民势力的缘故，它也受到了英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实际上，我是在另一个地方找到了英国。虽然距离很远，但它并不是“另一个”世界。我也去过加拿大、美国和非洲，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我再次找到了殖民势力：法国人、英国人、葡萄牙人，但我没有找到真正的the other。

在把旅行扩展到亚洲前，我在印度和中国之间选择，这两个拥有庞大人口和丰富文化传统的大国。然后我对自己说，在印度，我会再次找到英国。但中国除了一个短暂的时期，未被全面的殖民过，也许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不同的人类面貌。

所以，我决定不通过书籍或电影来了解中国，而是亲自去那里看看。用自己的眼睛，而不是通过已经去过的人的“转述”视角去了解中国。我买了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在30多年前，我不认识任何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那一周我在北京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除了“你好”和一些小词语之外，不会说任何中文，但我设法活下来了，我找到了the other，找到了其他的选择。

从那时起，每年我会去中国两三次，到现在已经30年了。我对中国的印象非常个人化，因为它是由我遇到的人、我去到过的地方、我拍摄的电影、我遇见并帮助他们拍摄的年轻的电影人构成的。

对我来说，中国是一个值得“遇见”的很好的现存文明。像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有两面，美好的和不好的。当你从自己的角度看事物时，你可以从不好的一面里看到美好的一面。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会总是看好的一面。

我试图向我的欧洲邻居们提供一个能代表中国丰富性和价值的视角，这些价值是我们不够的或者已经失去了的。我希望给欧洲人创造一种“渴望”，去中国，与中国合作、和中国交朋友、向中国学习，同时也将我们的一些创造和一些愿景带到中国。这些愿景可以是哲学上、技术上或者政治上的。如果有一个对话能创造出比之前更好、更坚固、更美丽的新局面，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coalition (联盟)。

当我刚开始在欧洲策展时，里面会放很多我自己（拍摄中国）的电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再放我的电影，取而代之的是年轻的中国电影创作者们，来展示了他们关于日常生活的视野。我的兴趣在于向欧洲观众分享年轻的中国艺术家的视野，让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除了中国，我对其他的人类经验也非常感兴趣，我正在寻找对于我们熟悉现实来说，“另一种”现实。我目前正在与伊朗密切合作，就政治而言，现在的伊朗似乎相当受到压迫，因此对于伊朗电影制作者们来说，自由制作电影就更加困难。但我相信还有一些需要去挖掘的东西，有一些文化成就、艺术成就，我们还根本一无所知。

我认为对于纪录片工作者来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到这些东西，并与更广泛的观众分享。这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方式，纪录片制作的核心就应该是人类的经历。

ACCE：您提到当您第一次去中国时，您不会说中文。那您是如何与当地人交流的呢？

诺尔：如果会说当地的语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非常容易的。但交流远不止语言，除了说话的方式或者微笑的力量，交流是一种态度。如果你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走进他人，动机的传递，情感的流动，沟通欲望的感染，那会在瞬间打开一切。

比如，如果想表达，“可以给我一杯水吗”，用语言和不用语言，那会有多大的区别呢？我不认为会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会说中文更加方便，但永远也不会像自己的母语一样流利。因此，我们必须学会在语言之外进行沟通。沟通不仅仅是语言，还有行动。你做了什么，你怎么让人们看到。

在广州纪录片电影节（GZDOC）开始的时候，我被邀请帮助组委会从外部的、一个开放的全球视角，去创办电影节。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外国创作者带到这个电影节。这就是我所说的交流，不仅是语言，还包括所做的事情。我跟随广州纪录片电影节13年，也是他们的艺术总监。后来它长大了，所以我也从中退休了，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方式。我想帮助这个电影节在世界纪录片领域中被认知，这也是沟通的一种方式。

ACCE：在您刚来到中国的几年时间里，对当时的中国纪录片有什么印象？

诺尔：当我刚到达中国时，纪录片是很少见的，大多数都是报道和宣传。要真的让人们看见纪录片可以是别的东西，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再现，而是对现实的诠释，这需要一段时间来引导。

我看到的最大的进步是，纪录片工作者理解了尽管他们在谈论现实，但仍然需要讲述一个故事。剧情的重要价值需要融入到纪录片的叙事中。当时年轻的电影人理解这一点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挑战了我们学习纪录片时所了解的精神。纪录片也需要以一种让人们期待下一个画面、下一个镜头的方式来讲述。

我曾经看到过并且现在仍然能够看到怀疑的眼神，当我告诉他们关于纪录片中的“故事概念”时。但是故事并不是虚构的，虚构是去编造一个故事，在纪录片中，导演不使用自己的想象力，而是使用事实信息。它仍然是一个故事，但是基于事实。比如，在一个年轻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场景中，虚构的剧情片可能会让他们接吻。然而，纪录片导演则会站在那里，用相机记录发生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接吻，导演仍然必须告诉我们这一点。

这就是纪录片所传递的“人性”。它教给我们作为一名纪录片工作者，必须尊重现实。即使你不喜欢它，那也是真实的。不要编造事情，要用你捕捉到的素材来创作。

ACCE：在您回到欧洲，开始做中国纪录片放映之初，欧洲影院和观众的反映如何呢？

诺尔：一开始，我把自己在中国拍摄或制片的电影带回欧洲的电视台播出。但有一天，法国的同事对我说：“我们不能在频道上播放你所有的关于中国的电影，观众已经知道的足够多了。”我说：“你们认为已经够了？我认为人们对中国仍有很多好奇心，因为它曾经向外关闭了几个世纪，我们对中国一无所知。”

后来我去找一家电影院老板，我说：“我有这些电影，也还会继续拍摄。我们能不能做一周的中国电影放映？”他问：“这会起作用吗？”我说，“人们有好奇心，为什么不试试呢？”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晚我们有25个人，在一周快结束时，我们不得不拒绝一些来的观众，因为座位已经满了。这就是Ecran de Chine的诞生的契机。开始时，大多是我的电影，随着年复一年的推移，我开始邀请中国纪录片导演的作品。在法国成功后，我开始将它引入到其他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士、希腊、意大利、芬兰。因为对我来说，文明之间对应的力量不应只是中国和法国，而是存在于中国和欧洲。今天，Ecran de Chine是中国纪录片工作者在欧洲的一个窗口。

ACCE：随着Ecran de Chine去到了更多的欧洲城市，规模在扩大，您是如何组织和运营这个电影节的呢？

诺尔：是否“变大”，这是一个我不太确定的问题。欧洲对于中国抱有的好奇心，始终在动态地变化，尤其是疫情的冲击，改变了很多事情。但是我对中国的兴趣、其他人对中国的兴趣应该是永恒的，不管政府如何，不管什么疾病造成什么不同。我希望Ecran de Chine仍然是一个小而专注的地方，在于质量而不是数量。我并不想把Ecran de Chine变成一个大型的电影节，我认为重要的是真正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

 

ACCE：Ecran de Chine的工作团队是什么样的？

诺尔：首先，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所以不是一个庞大的团队。他们热爱并致力于所做的事情，想要来帮忙。我们有大约8到10个人，但我们中没有人真正100%全职投入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还会做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电影节。我认为Ecran de Chine不成为一个有压力去做或强迫大家去做的事儿很重要，我想保持它的轻松、简单、美好和愉悦。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们想要做。

ACCE：你们如何组织每一年的选片工作呢？

诺尔：我们有一个公开征集电影的渠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向我们提交电影。我们也通过社交媒体和个人网络发布征集信息。这之后，由来自中国和欧洲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观看电影，提出他们的建议。

有几年我非常想展示尽可能多的电影，但后来我的想法改变了，每年只展示6到10部电影。因此选择过程非常重要。我们会授予一到两个奖项给电影，这些奖项没有奖金，但通常有助于作品在未来得到更多关注。

通常，我们收到的中国作品是配有英文字幕的，但是向普通法国观众展映的时候，我们不会直接用英文字幕。我们需要志愿者帮助我们翻译成法语，然后为当地观众制作成法语字幕。在技术上，最终以以高质量的DCP格式在电影院展映这些电影。

在筹备过程中，我们有一个位于巴黎以东的地方，这是一个13世纪的建筑。每年夏天，我们欢迎5或6名学生来协助我们进行翻译和准备。这更像是一个“夏令营”，学生们可以在那里居住、吃饭和睡觉。虽然工作会辛苦，但也很有趣。每年年初，我们会向合作的学校发布一封招募通知，也有志愿学生自己写信过来询问。我们和志愿者学生签订一份合同，规定需要完成的任务等等。

ACCE：在筛选影的片过程中，您自己的标准是什么呢？

诺尔：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为特定主题或地区带来一种新鲜的视角。我关注叙事的原创性和专业水准，这其中，我会考虑作品的表达是否有自由的感觉。同时我希望避免在同一情况下展映两部相同主题的电影。

我希望观众在观看完这部电影后，从影院出来后，可以了解到新东西，可以被挑战而得以重新审视他们对某个主题的立场。如果一部电影只是再次确认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那为什么要展示它呢，但如果一部电影挑战了我们已知的，那么它就会变得有趣。

ACCE：在这些年里，您是否观察到中国纪录片在主题、类型或其他方面有任何变化/发展？您认为技术进化对纪录片的影响如何，例如智能手机？ 

诺尔：我看到的是中国电影工作者正在与其他人合作。他们可以是中国人，也可以是其他（国家的）电影工作者。换句话说，如果电影工作者把自己置于必须对话的情境或背景下，电影总是会变得更好。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例如参加电影节、旅行等等。未来，纪录片可能更有机会进入电影院，而不仅仅是在电视或社交媒体上播放。我认为纪录片的最佳媒介是大屏幕和电影院，而不仅仅是VOD、DVD或电视。

技术对纪录片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纪录片的民主化，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然而，就像不是每个踢足球的孩子都能成为世界冠军一样，技术只是从某种程度上，给了你成为世界冠军的可能性。我不反对智能手机，但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主题无法在三分钟或七分钟内解决。我们需要思考的空间，这在文学上也是一样的。短暂的事情可能很有趣，但它们能让人强烈地感动，以至于改变生活吗？也许不行。

ACCE：如果中国年轻的电影创作者想在您的影展上放映自己的纪录片，有办法与您取得联系吗？

诺尔：非常简单，他们可以在我们网站上进行提交，或直接通过邮件与我联系。Ecrans des Mondes（世界银幕）：https://www.ecransdesmonde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