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你不熟悉达吕斯·康第（Darius Khondji）这个名字，但提起那些和他合作过的电影大师：大卫·芬奇、伍迪·艾伦、贝尔纳多·贝托鲁奇、罗曼·波兰斯基、王家卫、奉俊昊、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詹姆斯·格雷、让–皮埃尔·热内……便可知道，达吕斯在2022年戛纳电影节斩获“安琴摄影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

      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法国优质电影镜头制造商 Angénieux 每年都会举办“安琴摄影成就奖”（Pierre  Angénieux Tribute）典礼，以庆祝一位杰出的电影摄影师的职业生涯。自 2013 年创办至今，这一荣誉曾授予菲利普·鲁斯洛特（Philippe Rousselot） 、维尔莫斯·齐格蒙德（Vilmos Zsigmond）、罗杰·狄金斯（Roger A. Deakins）、彼得·苏哲斯基（Peter Suschitzky）、杜可风（Christopher Doyle）、爱德华·拉赫曼（Edward  Lachman）、布鲁诺·德尔邦内尔（Bruno  Delbonnel）和阿涅丝·戈达尔（Agnès  Godard）。

       今年，除了延续在戛纳电影宫布努埃尔厅（Salle Buñuel）举行的颁奖典礼，达吕斯·康第还在5月26日上午举办了个人大师课，分享多年的从业经验。值得一提的是，其作为摄影指导，由詹姆斯·格雷导演的《世界末日》(Armageddon Time)也入围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我们在电影节期间专访了达吕斯·康第， 揭开这位与东、西方各国电影大师合作过的伊朗裔法国摄影指导的面纱——

记者：很多摄影师都是喜欢跟一个导演长期合作，（比如去年获奖的Agnès Godard，她跟Claire Denis合作超过15部电影）而你是一个真正和东方和西方各个国家的导演都合作过的“国际化”的导演，为什么倾向这种多元化合作？是你特意选择的吗？

达（吕斯·康第）： 的确是，我曾合作过很多国家的导演，墨西哥、中国、德国、韩国……等等。下一步电影，我将会和奉俊昊合作，是我刚刚开始准备的一部影片。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在法国长大，但是似乎我的一生都在用英语工作。因为我会说英语，所以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我用英语和美国人一起工作，之后在英国和英国人一起拍电影。我喜欢做不同的事情，和不同的导演合作，伊朗的、印度的。我差点儿和我很喜欢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合作，但因为档期错过了。

     当和你合作的所谓“国际化“的导演越多，他们之间也会说，“哦，他（达吕斯）是个可以合作的家伙。”

      其实无论跟什么样的导演合作，难缠的也好，善解人意的也好，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最后电影呈现的结果。 一部电影能最终“修成正果”，是如此的神奇，如此的困难，甚至有时很痛苦，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最终能做成一部电影。

     当电影拍出来，剪辑、混合、校准，放映，你们来观看它，它就是你们的了。

记者：你每个作品的出发点都是相同的吗？

达：我的出发点是导演，是这个导演是不是能触动我。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选择合作的导演非常注意的原因。因为如果我觉得我无法帮助他（这个导演），或者他并不能对我有所启发，那我可能就不会合作。

     其次是演员，对我来说，导演和演员的关系非常密切。有时，导演和演员是一个联系紧密的实体。这就是让我拍电影的原因，让我想拍那些让我兴奋的电影，这就像一种原始的快感。电影是一种乐趣，这种乐趣让我与导演和演员在一起。

       最后当然是剧本，比如说，我和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正在做的这部作品《巴尔多》（Bardo）。亚历杭德罗是那种不会轻易给出剧本的那种导演，所以一开始，他打电话给我并没有给我剧本，大家就开始聊，一次、两次，我们聊得真的非常投机，最终决定合作。然后他说，“但你还没看过剧本呢！”但其实他在聊天的时候，把故事都跟我说了！而当我真的完全看过剧本后，的确是，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剧本之一了！《巴尔多》是一部很个人化的电影，还有很多工作要完成，但是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你们等着可以去看！

记者：这次的主竞赛片之一，《世界末日》，是您和詹姆斯·格雷（James Gray）一起合作的，他算是你合作比较多的导演了，可以跟我们说说你跟他的合作吗？尤其是在拍摄《世界末日》时。

达：《世界末日》是一部非常感人的电影。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让人快乐的电影，它让人忧伤，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所有人都死了，一个家庭消失了。他让我想到普鲁斯特，一个消失的大陆，文明在某个地方消失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想法，一个关于消失的文明的故事。詹姆斯跟我说，“这是一种宗教式的信仰，这是一个关于鬼的故事，一个关于 ‘消失’的故事。”

       我们就把这些关键词写下来，放在显示器旁边，当你在拍摄的时候看到这些文字，就好像你看到伦勃朗的画，看到《教父2》，这些曾经给予詹姆斯灵感的作品一样。

       因为正是这些词唤起了某些东西。唤起了文化的碰撞。这并不是说什么了不起的说教式的文化，这可能是影迷性的文化，关于画作的或音乐的文化，是所有这些文化元素，让电影变得有力量。

记者：当您谈及这一切，是这么赋予感情和激情，但是作为一个摄影师，在镜头后，总要保持一个相对客观和理性的状态，您是怎样处理这种感性和理性，主观和客观的？

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客观。 客观性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可能并不总是客观的，但是我会控制我对事物的主观性。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完全的客观，即便是我们在拍纪录片时。当摄影机架起的那一个，去拍摄一个场景，一个动作，其实一个故事性的东西就展开了。是你自己选择的拍摄的角度，对我来说，是没有客观纯粹纪录片的，影像都是带有主观性的故事。

记者：你有没有因为在拍摄时被所拍摄的场景和演员感动到哭过 ?

达：哭过太多次了！就拿最近一部《世界末日》来说吧，太感人了，我在控制台上哭过好几回，所有人物都很感人，人物之间的感情是那么触动人心。我们只是拿最后一部电影举例子。但其实，在我参与的许多电影中，伟大的演员和导演，都曾深深地触动了我。每当看到一些人谈论我过去拍摄的某些电影时的热情，那似乎很遥远，但却是如此令人愉悦，我常对自己说，我是多么有幸能从事这个职业，多么幸运听到这些人谈论看电影的乐趣。这就是我还这里的原因，这就是我继续拍电影的原因。 否则我可能会去做花匠，或者成为一个风景画家了（笑）。

记者：你如何看待女性力量在摄影师行业，或者整个电影行业的崛起？

达： 我认为是时候了！ 我希望女性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我自己就是是被两个女人：妈妈和姐姐抚养长大的。因为我父亲去世很早，所以我跟敬佩女性的力量。

     从创作层面来说，我觉得她们给予了另一种视角。 我认为在我的行业中，女性从业者是非常优秀的，不管是电影摄影师还是女性导演。在法国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导演，女性摄影指导。

我只想说，“女性力量的崛起”，这太棒了，是时候了！并且，她们应该走的更远，这仅仅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