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导演布鲁诺·杜蒙向来深受戛纳电影节青睐，他的第一部故事长片《人之子》(La Vie de Jésus, 1997)就获得当年戛纳金摄影机奖，之后又以《人性》(L’humanité, 1999) 和《弗朗德勒》(Flandres, 2006)两部影片两度夺下戛纳评审团大奖。在第74届戛纳电影节上，杜蒙的新片《法兰西》(France, 2021) 顺理成章入围了主竞赛，也毫无意外的再次收获两极评价。

       这部由蕾雅·赛杜担当“大女主”的电影，一方面让《世界报》《解放报》等媒体赞不绝口，被《电影手册》给出五星，另一方面也在戛纳首映时让很多影评人离席。电影上映后，普通观众也不买账，纷纷给出半颗星的评价。

        蕾雅·赛杜饰演的“法兰西”是综合频道的明星记者和《世界之声》节目主持人，她在爱丽舍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马克龙总统点名邀请提问，“深入”前线进行战地报道。不管是移民问题还是战争民事，“法兰西”永远站在重大新闻中心，享受镜头和观众的追捧。直到一次直播事故，给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危机和人生剧变……

        影片的官方简介这样描述：“法兰西”是一个女人、一个电视记者的写照，是一个国家——法国的写照，也是一个系统——整个媒体系统的写照。

       看起来，杜蒙希望通过一个个体，描绘一个系统甚至一个国家的肖像，这是伟大的电影野心。但也正是想要表达的社会与政治议题过于宏大多元，载体又选的夸张极端，影片缺少一种粘合剂让这些四通八达的表达诉求显得合理顺畅，因而失去了实现这种野心的支撑。

       我们在影片戛纳首映后独家采访了布鲁诺·杜蒙，试图通过导演阐述更好的解读这部口碑两极的影片。

记者：为什么你选择“记者”作为主角的职业？

杜蒙：我认为当今数字世界，新闻业，或者说所有的屏幕都具有时代性，这些屏幕是当今的工具。其中记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悲剧英雄，因为这是一个在屏幕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矛盾的一种职业。记者是寻求崇高真理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在资本和受众领域完全偏离使命的行业。我想这就是这些人存在的悲惨之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以这样的角色制作电影让我能够接触时代，而我的工作是进入时代、展现人类状况。记者很有趣，因为他们存在于“新影像”中，“新影像”也涉及新形式的电影，新形式的小说和数字化这些，我们说这是梦想，但事实并非如此，梦是假梦。这个矛盾让我感兴趣，我认为这是一个压抑的环境。

记者：你认为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因为社交网络？

杜蒙：是的，这个数字社会已经改变了大脑，今天的数字思想，它是一种简单的错误思想，这种思想肥大而异化。在我的电影中，我试图保持角色和思想的复杂性而不是简化它。我的电影不是詹姆斯邦德（电影），在詹姆斯邦德（电影）中，我们简化了我们将价值数字化的过程。

记者：所以你认为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被简单异化的？

杜蒙：这个新社会因为屏幕和虚拟造成了破坏，将我们带入一个超人工的世界，一个疯狂的世界。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展示的是这种疯狂，这种异化。我不展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的现实，现实的表现是不成比例的。媒体挑选事件并使其成为一种虚构的真实事物，它只是“偏向”真实，并且偏向于行业需求。行业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的需求而竞争，这是相当可怕的。

        当我们去看电影时，我们知道这是假的，但当我们看屏幕上的新闻时，我们认为这是真的，但实际上它也可能是假的。我认为电影已被选中，和现代媒体一起，它们使自恋、偏执和爱变得饱和。我们最终制造了希腊悲剧，“法兰西”就是现代性的希腊悲剧，她就是我们。

记者：主人公的生活和经历为什么要设计的这样“不接地气”？

杜蒙：是的，真实生活中记者不会住在那样奢华的公寓里，那些财富只是代表了精英阶层在主导方面的地位，这是一个寓言，一个需要被解码的隐喻。一切都是假的，她活在这样的设计中，她与爱人的爱情故事，她戏剧性的失去了儿子和丈夫等等这些。事实上，我是在做戏剧，我强迫自己告诉你这不是现实，这是一部关于人性象征意义的想象的电影。

        我试图在我的影像中表现出电影的超现实主义，我的图像颜色饱和，它非常漂亮、色彩鲜艳、充满视听技巧，但是“法兰西”有时候也粗俗，常常又哭又笑，这是电影和现实两个世界的美感和复杂性。

记者：影片开头马克龙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场景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很难辨别那是真实拍摄还是数字合成。

杜蒙：是的，我不会告诉你的。但我们拿到了许可。

记者：爱丽舍宫的许可很好拿吗？

杜蒙：并不难。毕竟马克龙自己就热衷这个。他和YouTubers一起出镜，他是个非常数字化的现代人。他对“媒体表现”有非常好的理解，当然了，这是他们政治家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