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戛纳电影节的官方合作伙伴，法国优质电影镜头制造商安琴（Angénieux）每年 5月举办的“安琴摄影奖”颁奖典礼，是电影摄影界的一大盛事。

        自 2018 年起，安琴摄影奖为支持全球电影摄影领域的年轻人才，设立了“特别鼓励奖”。继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中国摄影师张杨珉鸣 (Cecile Zhang)，印度摄影师莫杜拉·帕利特（Modhura Palit）和墨西哥裔法国摄影师帕梅拉·阿尔巴兰（Pamela Albarrán），2022年的“安琴摄影奖-特别鼓励奖”(Angénieux Special Encouragement）由荷兰摄影师伊芙琳·范雷（Evelin van Rei）摘得。这将使她能够使用 Angénieux 的尖端镜头技术来拍摄她的下一个项目。

       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对这位作为英国摄影“新浪潮”一员的荷兰裔摄影师进行了专访，她的灵动、真诚、对电影的独特感觉时时感染着我们。伊芙琳·范雷完美呈现了新生代电影人的一个侧写：他们无所畏惧，对前程有着清晰的愿景，他们心中有希望，眼中有亮光……

 

记者：你似乎从 11 岁开始就对电影感兴趣了，和家庭影响有关吗？是受到了什么启蒙？

伊（芙琳·范雷）：完全跟家庭影响没有关系。我也不知道这种兴趣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你知道，我们这一代孩子，是伴随着电视和电影成长起来的。我总是会被电影迷住，电影就像是一个你永远可以“逃离”的地方，电影让你可以从现实世界出走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成为另一个人或进入另一个人的故事。

我想起我小时候，大约在11岁到16岁期间，我很喜欢演戏剧，很想当一个演员。但是慢慢地，我发现，我不满足于此，我其实想做一部电影的创作者。所以我从当地的小剧场舞台开始做，后来我 19 岁的时候去了英国。小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声音啦，电影技法这些，只是觉得，有了导演和演员，就可以做一部电影了，不是吗？

我去了英国上大学之后，我发现图像是我更感兴趣的东西。早先在荷兰的时候，我学的是艺术史和很多绘画的东西。我很喜欢身体力行地做艺术，所以电影中的灯光、摄影，更让我感兴趣。我就是这么走上电影之路的。

 

记者：你本身不是科班摄影师出身的，有些“自学成才”的成分，你觉得你和“学院派”的摄影师，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伊：我觉得我到现在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电影摄影师的途径或方式永远不是唯一的，每个人的旅程都是不同的。这是非常个人的。有些人完全没有电影从业的背景；有的人从 16 岁开始就在片场内工作打杂；有的人是电影世家，他们的一开始就比别人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特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你的肤色、背景、性别所有这些铸就了一个完整的人，所有这些身份认知又会被代入你的工作角色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不同的人来拍摄相同的东西，会用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没有对与错，只是非常不同而已。

 

记者：从 “安琴摄影奖-特别鼓励奖” 2018 年创办以来，获奖的都是女性摄影师，这是不是说明摄影行业的女性力量正在崛起？还是正好相反，正因为如此，女性才更应该受到鼓励？

伊：我认为这是一种平衡。我想我们现在都更加关注霸凌、性别问题、种族歧视等等这些不平等的问题。我认为这个行业，至少从英国的经验来看，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想要改变它，大多数人都想要做些什么改变它，而不是就这么被动地等待改变发生。如果我理解的对的话，安琴的“特别鼓励奖”也是一样的，在过去的几年里，她们积极寻求鼓励女性人才，以推动她们进入这个行业并确保它获得更平等的待遇。这一初衷是好的，希望性别平衡，但很多时候，我其实并不喜欢在谈论这些的时候，焦点会集中在因为我的性别而被选中。

当我们的行业职业生涯能达到一个阶段，就是当性别问题甚至不再作为谈资，不再被考虑，那将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事儿啊。因为那说明性别问题已经变得十分正常，任何多余的讨论都是无聊的。

 

记者：那么，你觉得摄影师这个职业对女性来说，最大的困难到底在哪里？

伊：这也是我试图找出的。这个行业非常古老。它非常成熟。我们生活的父权制的行业反映主要是为男性设计，他们拥有几乎所有的控制权。一切都是通过他们，这种影响力渗透在电影行业的方方面面。即使近年来有类似哈维·韦恩斯坦这样的事情被曝光出来，但是我们都还想做得更好。

但实际上要真正改变这一点，我想我们会花更长的时间。比如说，即使我获得了非常好的工作机会，面试者最终会面临两种选择：在数百个中候选者中，有 99 个是年长的白人男性，有着超长的简历、非常有才华的电影摄影师；或者是我，一个年轻女性，就像令人兴奋的、新的和任何新的浪潮一样。但是我往往是不会被选择的那个。因为高层或有话语权的人，仍然对他们所熟悉的事物感到最自在。改变是令人生畏的。启用一个新人是令人生畏的。即使你在片场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越来越年轻的创作者，越来越多样化的人，但是人们脑中预设的思维定式是很难改变的。

我就曾经被这样问过：“你这么小，举得起摄影机吗？”其实现在新技术的发展让我们有了更轻便的机器，物理操作早就不是问题，一切都是源于你是如何感知的。拍出好东西的关键不在于谁能举起沉重的机器，而在于你如何将故事视觉化，在于用镜头讲述故事的方式，而与性别无关。

 

记者：会不会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女性摄影师会在工作时变得过于“感性”，比如说，你有没有，相比男性摄影师来说，变得很情绪化的时候？有没有在摄像时哭的时候？

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认为这又似乎回到它的来源。父权制的大环境影响，会教导男孩子，“不要像女孩那样哭，要做个坚强的孩子。”而女孩就可以一直哭，没关系。这一方面是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决定。其次，这就是一个很纯粹的生物科学问题，女性的荷尔蒙分泌会让我们更敏感，更感性。

我曾经作为助理和四位女性摄影指导合作过，她们有时会刻意提高音量，显得更“男性化”，以此建立威信。但是我始终觉得，要忠于自己，忠于自己的性别，我其实有时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肯定在片场哭过，但是我的性别和我如何体验情绪不会让我变成一个不合格的摄影师，不会让我觉得不可信任。尽管可能在这个行业中，让别人看到你的情绪似乎是一件“禁忌”，但有的时候展示脆弱也会变成一种力量，只要你能很好的控制住底线，情绪是真正让人们建立联系，绑定关系的关键。尤其是，当你和导演都是可能情感有些脆弱、敏感的人，你们会在分享情绪的时候建立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就是一种可贵的力量，事实上，是对你的职业关系也是有好处的，

 

记者：我感觉你作品中的人物，并不是着眼于细节，而是展现一种幻象，是这样吗？

伊：这其实是我希望传达出的一种感觉，镜头中的人，他们好像在那里，又好像不在那里，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这其实源于我多年前在法国一个废弃城堡的拍摄经历。当时我们有一些主题和假定的场景，是关于创伤的，但是拍着拍着，就好像跳脱出计划之外了。然而我不会过分执着于“计划之中”，我不要求一切必须是完美的。更多的是当下的感觉如何，人物如何移动的，我比较喜欢那种“不完美”的感觉，所以几乎所有的“不完美”对我来说都是完美的。

 

记者：所以你是哪种喜欢意料之外的“不完美”的导演。

伊：当然！这就是我喜欢拍摄电影的原因。因为它让我感知到所有这些“不完美”和一些你无法计划的小惊喜。你无法预测，无法计划。但你蓦然发现，它们是如此美妙。我记得有一次在拍摄天空时，你看着天空，知道它是蓝色的，但是拍成电影后却变成紫色了，会有这些奇怪的小瑕疵，也是另一种美。拍演员也是一样，他们脸上有会有一些皱纹和记号，但是没有必要去过分遮掩美化这些瑕疵，尤其是女性，因为岁月留下的都是美好的。说真的，没有人会喜欢打满肉毒杆菌的脸。

 

记者：最后一个，可能比较私人的问题，留意到你手臂上的纹身，是什么意思呢？

伊： 这是荷兰语，意思是“活出你的梦想”（live your dream）。他有点儿像拉丁语的“及时行乐”（carpe diem）。这其实是为了纪念一个很久以前去世的朋友。这总是提醒我，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做白日梦，就像“哦，我好想我在戛纳”，“我好想有这个，有那个。”想，就去做，让它成真，让它发生，去真的“活出你的梦想”。主动!行动！勇敢去做！

这是我纪念这个朋友的方式，也是我激励自己的一个方式。我记得他一直都是一个很看好我的人，而我那时总是，“不，我还不够好”，而他总是鼓励我，“不，你很好，你在追逐你的梦想！”所以他代表的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提醒，要时刻保持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