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迎来了“安琴摄影成就奖” (Pierre Angénieux Tribute) 典礼的第十个年头。继菲利普·鲁斯洛特 (Philippe Rousselot)、维尔莫斯·齐格蒙德（Vilmos Zsigmond）、罗杰·狄金斯 (Roger A. Deakins)、彼得·苏哲斯基 (Peter Suschitzky)、杜可风 (Christopher Doyle)、爱德华·拉赫曼 (Edward Lachman)、布鲁诺·德尔邦内尔 (Bruno Delbonnel)，阿涅丝·戈达尔 (Agnès Godard) 和达吕斯·康第 (Darius Khondji) 之后，今年获此殊荣的，是从业超过 30 年，获得奥斯卡、英国电影学院奖多项奖项和提名的巴里·阿克罗伊德 (Barry Ackroyd)。

     巴里·阿克罗伊德的职业生涯光环闪耀，他担任过《拆弹部队》《绿区》《菲利普船长》等多部经典名作的摄影指导，更曾为英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肯·洛奇掌机 12 次，并助其凭借《风吹麦浪》(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获得 2006 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本届戛纳电影节，两人合作的新片《老橡树》(The Old Oak) 再次入围了主竞赛单元。

     今年，主办方安琴以“午餐对谈“的形式，仅邀请了世界上5个国家的记者与巴里进行了一次特殊的分享仪式。在一种轻松而自然的氛围下，我们得以探知这位摄影大师漫长职业生涯中的精彩故事——

记者：肯·洛奇是您合作过最多的导演，能跟分享一下您和他的合作是如何开始的吗？

巴里：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大约是在 34 年前了，那时候，我正在和尼克·布鲁姆菲尔德(Nick Broomfield)一起工作，做一些非常有趣的纪录片。最开心的是，我的女儿也刚刚出生，所以那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然后突然有一天，我正在厨房里，把女儿抱在怀里哄着，这时候电话响了。“你好，我是肯，肯·洛奇，我知道你很忙，你可能不一定感兴趣，但现在我这儿有这个小项目……希望你能加入。”

然后，肯说，他知道我现在住在哪儿，离他很近，也知道我正在做的项目，等等。然后他就安排了我们在桥上的一次见面。这并不像“咱们先去喝杯咖啡”那种见面。他说，你可以带着你的摄像机来。然后我们就在肯说的那座桥附近见面了，我们俩的第一次见面拍了半个多小时的交通高速路。期间他一直在讲他这个电影如何，对他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肯跟我的第一次合作的开始。

记者：你合作过的导演大多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导演，似乎还没有跟亚洲导演有过合作，是处于语言和文化的原因吗？

巴里：其实，我非常期待他们（亚洲国家的导演）打电话给我，然后一起合作项目。

你们知道，我曾在许多国家工作过。语言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一致认为，这并不能成为我们理解彼此的障碍。以前我做纪录片的时候，我曾在柬埔寨，在罗马尼亚待过。如果你用心理解，你去听，去看，你就会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的人性永远是一样的。这才是我真正相信的。我们拥有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做事方式，不同的食物和事物。但我们有共同之处，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改变，爱人之间的感觉不会改变，敌人之间感觉也不会改变。有些东西是共通的，它们不会改变。电影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它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语言和最好的艺术形式。

记者：我们知道，你也是非常出色的纪录片导演，你更喜欢拍摄纪录片还是故事片？

巴里：我现在更喜欢拍故事片。当我拍摄记录片的时候，那是一个不同的时期。我们当时去了很多地方寻找重要的故事。这更是一种好奇心的驱使，比如说，我们有机会去拍摄第一批进入俄罗斯太空任务的人，在几个月的拍摄时间里，看着他们如何做好准备，发射进入太空，如何再回到地球，在哈萨克斯坦坠毁。这是拍纪录片才能看到的一个不同的世界。

记者：很多摄影师都对画面所谓的“完美性”有一种执念，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摄影师吗？

巴里：不，我不是那种“完美主义者”。我知道我关心的是我们一直在尽可能地创造最好的形象。但是没有必要把一个场景拍得很漂亮，然后没有时间完成另一个场景。

记得有一次，是我和肖恩·潘一起合作的时候。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们电影摄影师，就像是鼓手一样。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有点儿受到冒犯，因为我原来觉得，如果拍摄电影的剧组是一个乐队的话，那摄影师至少是首席吉他手吧！但是，当我真的开始认真的思考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摄影师真的就像鼓手一样，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摄影师在控制整个电影的拍摄节奏。

当机器一架好，便可以帮助所有人就位，然后同时要考虑到下一个机位应该摆在那里，每个人的走位是怎样的。所以如果摄影师的工作到位，拍摄就能有条不紊的、有节奏地进行。因此，把电影摄影师比喻成是乐队的鼓手，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比喻。

记者：你对变焦镜头有独特的偏爱，为什么呢？

巴里：我是学美术出身不是电影学校。这对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雕塑，作品中的重量感和运动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正是我布景布光的方式。这种与运动的关系也来自于我拍摄的方式。想到雕塑家的动作可能有点奇怪，但这就是我在镜头后面时想到的。我对变焦镜头的热情来自于我的纪录片学徒经历。我记得我的第一部电影是用 Éclair 16mm 和 Angénieux 12-120 镜头拍摄的。将相机对着你，将它稳定在你的肩膀上，并与它融为一体。你的左手自然地放在变焦环上，是一种奇妙的感觉！

我无法放弃那种感觉。但是今天，当我使用更重的现代数码相机时，我只需使用滑块，24-290 Angénieux 变焦环就会自然地落入我的手中，就像 Aaton super 16mm 时代一样。我的眼睛在取景器中，变焦环非常适合直接用手使用，一切都是完美的平衡。你不需要马达、遥控器，甚至一根杆。这有点像演奏爵士乐。你会觉得自己处于电影节奏的核心。唯一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缺少了胶片在相机机身中运行的声音。过去伴随胶片转动的轻微咕噜声。那声音让片场的每个人都集中了注意力。这是某种强度的标志。作为一名摄影师，当你全身心投入拍摄时，相信我，你必须像眼睛注视镜头一样认真聆听！

记者：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镜头和短视频软件的发展似乎让人人都变成了“摄像师”，还有近来兴起的人工智能技术，也对传统摄影产生了一些影响。你是怎么看待这种新媒介、新技术的崛起？

巴里：确实，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凭借新技术去拍摄自己想拍的东西。然后更重要的变革是，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技术。这将是一个类似于当时3D刚刚出现的时刻，它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是比3D技术带给我们的冲击要大的多。

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人类制作的电影肯定不会终结。但是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复制一切。它可以复制我的相机动作。它可以对每个演员的视觉效果进行采样。它一直在储存这些信息。但是，当你不需要通过镜头去拍摄，不需要通过镜头去取景，甚至不需要来片场，只通过电脑合成技术和其他技术就能“拍摄”出电影，人们会丧失一种（关于真实感）的信念。

新技术需要花费的预算更大，所以选择这种拍摄方式并不是处于钱的问题，而是出于一种掌控欲。

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是，所有的财富都流向了最小数量的人，毫不夸张地说，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想拥有越来越多的财富。人工智能技术，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种趋势，有更多人类的工作将会被替代。不仅仅是我们的电影工业，每一种艺术，所有的艺术，很多工业和制造业，很多东西都将被机器人取代。这将导致巨大的危机。